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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帝虽无功，故当分其地以王之。
本文转自群众号：刘三解freestyle
看一个人，不能听他说什么，而是要看他做什么。
读史，相同如此。
一
据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记载：
（汉高帝十二年）十二月，高祖曰：“秦始皇帝、楚隐王陈涉、魏安釐王、齐缗王、赵悼襄王皆绝无后，予守冢各十家，秦皇帝二十家，魏令郎无忌五家。”
这里有一位与“秦始皇帝”并排的“秦皇帝”，由于“子婴”被赵高拥立时仅仅秦王之位，天然不或许是他，只能是“秦二世”，他的守墓人二十家，比秦始皇和陈胜（另：《陈涉世家》记守冢人为三十家）都多，阐明至少在生命行将完结的刘邦心中，秦二世与信陵君（他敬慕信陵君，史有名载）都是重要的前史人物，当然，陈胜能和秦始皇以及六国闻名君主同列，也阐明晰他的位置比较帝王。
吊诡的是，这里边没有提及“义帝”楚怀王和“西楚霸王”项羽，后者是刘邦的敌人，以鲁公之礼安葬，没有计较也说得过去。
那么，“义帝”楚怀王这个“旧主”，为什么也不在其间呢？
已故史学大师田余庆先生在《说张楚》一文中提出，在秦汉之交的短短数年之间，虽然如流星一般时刻短，“张楚”政权仍是其时的“六国人”认可的“正统”地点，一个显例便是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“帛书”，其间《五星占》五星行度和另一种古佚书的干支表，跨过秦、汉编年，夹处其间的是“张楚”编年，而无“秦二世”年号。
《五星占》的搁笔下限为汉文帝年代，足以阐明，在西汉初年的贵族、布衣的遍及认知中，“张楚”是一个代表年代的“正统王朝”。
要了解田余庆先生的结论，需求遍及一点前史知识，那便是“奉正统”的标志之一，就“奉正朔”，“正”即正月，“朔”即元日，代指的便是“编年历法”，所以，在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，即令全国以“十月”为岁首，用“颛顼历”，后世汉武帝更制之后，则以“正月”为岁首，颁行“太初历”。
所以，“编年”“正朔”，便是最重要的政治标志，而在民间传达的书中，以“张楚”编年，无疑阐明其时的群众观念中，秦始皇驾崩前的秦朝仍是“全国正统”，而秦始皇驾崩之后，已确认进入“张楚”为全国正统的新年代，“秦二世”虽名为皇帝，不过是与“张楚”坚持的一国算了。
田余庆先生在《说张楚》中还提及：
《史记》立月表记秦末事，不名曰“秦汉之际月表”，而名曰“秦楚之际月表”，阐明司马迁清晰地意识到楚在秦末前史中具有共同位置。
《史记》中的月表系年未用张楚而用楚义帝，是以义帝代表楚；《史记》中的本纪不立陈胜而立项羽，是以项羽代表楚。与帛书比较，《史记》尊楚虽旧，但张楚陈胜的位置却被义帝、项羽替代了。《史记》以陈胜入世家，比帛书书法降了一等。
历代史家对《史记》立《陈涉世家》事，谈论甚多，但都难于说透其间的道理。由于，若是如司马迁所说尊重亡秦首事，则张楚之功不在项羽之下，虽立《陈王本纪》亦无不可；若从陈胜不继世而亡言之，比诸侯立为世家也不合适，入列传就能够了，又何须立世家呢？
田余庆先生以为这是《史记》的瑕疵，“书法于此确有缺点，不惬人意算了”。
不过，辛德勇教授对此却有不同定见，他在《馬王堆帛書“張楚”注記與《史記·秦楚之際月表》之尊漢、尊楚問題》（《出土文献》第六辑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讨与维护中心、李学勤编，中西书局，2015年4月出书）一文中指出，《五星占》等帛书干支表中的“张楚”字样，实为其时的作者增加的“注记”，也便是这一年呈现重要事情的“注释”，没有秦二世编年而由秦始皇编年代之，也是作者为了便于编年，而非政治态度，不存在什么“尊楚”“尊汉”的初衷，至于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的“对立”则不能称其为对立。
尤其是指出《史记·秦楚之际月表》中的“太史公曰”还有深意：
太史公读秦楚之际，曰：初作难，发於陈涉；虐戾灭秦，自项氏；拨乱诛暴，平定国内，卒践帝祚，成於汉家。五年之间，号令三嬗。自生民以来，未始有授命若斯之亟也。
翻译过来便是，太史公个人定见：发问于陈胜；灭秦依赖于项氏，不仅仅项羽，还包含之前的项梁；最终是“汉家”平定国内。五年之间，号令三嬗，也便是三次“搬运”，自古以来，没有授命立朝如此敏捷的。
另见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：
秦既凶狠，楚人发问，项氏遂乱，汉乃扶义讨伐；八年之间，全国三嬗，事繁变众，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第四。
“五年之间，号令三嬗”与“八年之间，全国三嬗”，也是辛德勇教授侧重评论的问题，他指出：
“三嬗”实为“改变三次”，也就由秦至义帝之楚，义帝之楚至项氏之楚，项氏之楚再至刘氏之汉，四家替换三次，是为“三嬗”。
这个解说，假如仅就《史记·秦楚之际月表》的编年来看，完全正确，也应该契合太史公的初衷，归于其通过深思熟虑之后对编年的“谨慎”编列。
问题是，司马迁在汉武帝年代的“谨慎解说”不等于在西汉初年的“解说”，文本的无懈可击，并不代表现实的“实在”。
还能够说，恰恰相反，由于西汉初年由于政权草创，利益牵扯极多，对许多王朝“合法性议题”的结论，往往陷于自相对立的地步。
比方汉初的“水德”推定，乃至于汉为“水德”服色却定为“外黑内赤”，而旗号依旧如旧的“尚赤”，到了汉文帝年代又争辩汉实为“土德”，直到汉武帝年代才正式改服色、正朔，算是尘埃落定，至于汉景帝年代辕固生与黄生关于汉高祖是“汤武革命”仍是“篡逆”的争辩，更是直接被皇帝亲身叫停。
恰恰是前史遗留问题太多，才给后人供给了那么多“无懈可击”的时机。
二
至于“无懈可击”的《史记》，与帛书《五星占》中将“张楚”视为特别时刻点的相似说法，在《史记·天官书》也有：
秦始皇之时，十五年彗星四见，久者八十日，长或竟天。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，并我国，外攘四夷，死人如乱麻，因以张楚并起，三十年之间，兵相骀藉，数不胜数。自蚩尤以来，未尝若斯也。项羽救钜鹿，枉矢西流，山东遂合从诸侯，西坑秦人，诛屠咸阳。汉之兴，五星聚于东井。
此处，秦始皇之后即接“张楚并起”，进而为项羽合纵诸侯灭秦，然后是汉之兴，也能够说是“三嬗”。
结合上文中为先代帝王设守陵户的记载可知，这种认知对立，或许自刘邦开端就现已埋下了，司马迁仅仅面临对立百出的官方记载进行了挑战和记载算了。
读史至此，有必要留意视角的差异，总计有五个：
（1）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编年，这是汉初视角，正统为秦始皇帝——二世皇帝——刘邦，可是供认陈胜为“楚隐王”，不提“义帝”“项梁”“项羽”编年；
（2）《史记·秦楚之际月表》编年，正统为秦二世——义帝，陈胜为“义帝”之楚的前身；
（3）《史记·秦楚之际月表》，叙说的三家为陈胜——项氏——刘邦；
（4）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，叙说的三家为楚人——项氏——汉；
（5）《史记·天官书》，叙说的三家为张楚——项羽——汉。
五者对照后可知，便是两个大类：
（1）秦——楚（张楚、陈胜、义帝）——项氏——汉（包含上述2、3、4、5）；
（2）秦始皇帝——二世皇帝——陈胜——刘邦（包含上述1）。
差异其实一望而知，便是对“项氏”的位置认知的差异。
汉初刘邦的认知中，“义帝”和项氏，归于被遮盖的部分，并不期望将其视为“正统”，但这就存在一个逻辑缝隙，那便是，“时刻溜走了”，陈胜的“张楚”只要1年，到“汉元年”还有1年多的空档，关于西汉的官方叙事而言，这种“小问题”无所谓，可是到了“修史”的时分，“时刻”就成了大问题。
所以，司马迁有必要清晰“三嬗”，才干补上这中心的时刻空缺，而《史记》有《秦始皇本纪》《项羽本纪》《高祖本纪》，却无“秦二世本纪”“陈涉本纪”和“义帝本纪”，现已表明晰底子情绪。
“秦二世”业绩依附于《秦始皇本纪》之后，“陈涉”业绩单列于《陈涉世家》，便是将陈胜起义树立“张楚”次序之后与“秦国”的坚持，视为“有土诸侯”与“非正统皇帝”的坚持，即无“秦朝”、无“楚朝”，而是“秦楚之际”。
“义帝”无本纪而项羽有本纪的原因，则在《史记·秦楚之际月表》中明言：
西楚主伯，项籍始为全国主命，主十八王。
也便是说，西楚为“主伯”，也便是诸侯中的“家长”“长子”，且项羽自此开端为“全国主命”，也便是操纵，为十八位诸侯王之主。
三
那么，项羽与“义帝”的联系是什么？见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：
项王欲自王，先王诸将相。谓曰：“全国初发问时，假立诸侯后以伐秦。然身被坚执锐首事，露出於野三年，灭秦定全国者，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。义帝虽无功，故当分其地而王之。”诸将皆曰：“善。”乃分全国，立诸将为侯王。
项羽的解说十分直白，为了反秦的大方针，所以才“假立诸侯后”，“假”便是“权宜”“署理”的意思。
不过下面“义帝虽无功，故当分其地以王之”这句话就有不同解说了：
能够解说为，义帝没有劳绩，所以，诸有功将相，应该割裂其名义一切的全国土地而为王。
也能够解说为，虽然“义帝”没有劳绩，但依旧应该分给他土地，立他为王。
按照《史记》的表述，项羽带领入关灭秦的诸将，立楚怀王为“义帝”，然后分割全国，实质上现已废止了诸将身世的各诸侯国的王权，这是以“楚”之君夺“五国”之君的土地，也便是最终一次使用“义帝”的牌位，“先夺”。
“夺地”之后，再换一个规范来“分”，便是“劳绩”，并清晰点出“义帝虽无功”，“虽”假如不是衍字，则代表着项羽的良心，仍是要给“义帝”留一国诸侯的血脉的。
也便是说，项羽以“灭秦劳绩”分封十八路诸侯之后，渐渐的变成了新的“全国主命”，而非取自“义帝”，“义帝”现已成了“战国次序”下的“周皇帝”，而非“西周次序”下的周皇帝，原则上，项羽自此现已创始了新朝，刘邦是十八王之一，天然在他的“主”下，所以，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。
正由于如此，“义帝”不光没有帝王“本纪”，连诸侯“世家”和名人“列传”都没能进入，而之所以在《史记·秦楚之际月表》以“义帝”编年，并非“尊义帝”，是为了与“先入关中者为王”的正统故事合作，迷糊解说汉王刘邦的“以下犯上”的悖逆行为，正如刘邦在其时采纳“为义帝发丧”的政治召唤相同，所为是“定暴止乱”，也即“以臣伐臣”，“义帝”之下，楚汉相等。
这种口径可见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的太史公曰：
羽岂其苗裔邪？何兴之暴也！……割裂全国，而封王侯，政由羽出，号为“霸王”，位虽不终，近古以来未尝有也。及羽背关心楚，放逐义帝而自立，怨王侯叛己，难矣。
背关心楚，即背离“先入关中者为王”的约好，又放逐义帝自立，总结即为“暴”字，再看上文中提及项氏，“虐戾灭秦”“项氏遂乱”，而汉室则是“拨乱诛暴”，这也是汉武帝年代司马迁统合全书的“楚汉之争”的前史解说。
所以，所谓“五年之间，号令三嬗”和“八年之间，全国三嬗”的主体，底子就不包含“义帝”，而是秦——陈胜——项氏——汉，这也和前后文照应，由于：
“号令三嬗”配套的是陈胜、项氏、汉家，“全国三嬗”配套的是“秦”“楚人”、项氏、汉，而之所以前人学者困于“义帝”，归根究竟则在于“秦亡”与否，秦未亡则正统无从嬗代，其实太史公用字现已区别开来：
“号令”，实为全国人认可，而非“正统”接续，说的是“秦”与“反秦”的“阵营”权利交代，由秦一统至陈胜起兵，陈胜身死由项氏灭秦，汉家灭项氏止暴。
“全国”，则为正统革新，说的是“全国”的掌握，“秦朝”至“张楚、景驹之楚、义帝之楚，都是一向的楚”，再到“项氏之西楚”，最终到“汉家”。
能够说，太史公的说法毫无对立，正好解说圆融，原因就在于他从前史的角落里寻访回了实在前史上无足轻重的“项氏”，补上了这块前史空白。
反观刘邦年代的官方口径则是疏忽“义帝”“项氏”，直接接续秦末、陈胜，正如汉初“占星家”们的“无政治责任”写法，秦始皇直至汉高祖，编年一杆子究竟，才是汉初的“政治正确”，顺手加个“张楚”的补白也不算过错，这种表述，在《史记·天官书》中相似。
可你要是补上“西楚”“项王”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。
只不过作为立国80年后的“史官”，司马迁就不能像“占星家”这样大而化之，统绪有必要清楚，他要补上这一年之缺，就得重提项羽，要重提项羽就不得不提“义帝”以分“高祖”之谤，这是一环套一环的解说，并且他笔下的项羽之亡也完全是“贪暴”所造成的，也便是说，《史记》相关撰写非但不是“错谬”，而恰是司马迁在所在前史环境下“钩沉遗事”的“秉笔直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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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念，不代表本号态度）
